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丢掉过往包袱,

上海出版业，素以“传统与新锐交织”的特质闻名于业内。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作为中国南方的文学出版重镇，更是将这一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是成立于年的新文艺出版社，如今已过第七秩。它是新中国最早的一家公私合营专业出版社。郭沫若、叶以群、吴朗西、巴金等分别主持的十家私营出版社先后并入，开风气之先，令上海文艺出版社走向鼎盛。某种程度上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发展，亦是当代中国文学史发展的侧影。

然而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后人们并没有倚仗其丰厚的历史资源坐享其成，而是勇于丢掉历史包袱，积极推进改革，以不断适应新时代的文学出版发展趋势；同时，主动挖掘文学新人，培养年轻编辑团队，为文学创作者的薪火相传接续力量。

成果显而易见。如今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队伍和作者队伍均呈现年轻化的特点，80后、90后早已成为中坚力量，常有新锐的“黑马”作品突出重围，让文学界惊喜交集。

7月31日下午，在益阳举办的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联席会上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的一席话令人记忆尤深。评价彼时东方甄选的爆火对于文学出版的意义时，他说：“东方甄选卖出了60万册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，是发了60万张‘文学传单’给那些未来可能会成为文学读者的人。”

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

李伟长，20世纪80年代生人，不仅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，还是作家、青年评论家、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审委员会成员，著有《年轻时遇见一些作家》《珀金斯的帽子》《人世间多是辜负》《未被摧毁的生活》等作品。

多重身份的光环叠加，让李伟长拥有了比常人更多样的视角，在接受采访时，他文辞优美、襟怀坦白、铿锵有力、一针见血，分享了上海文艺出版社近年在培养文学新人、铸就出版品牌、转变营销思路等方面的经验、困惑和思考。

“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”

《出版人》：您大概什么时候知道的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？

李伟长：我很早就知道这个计划，因为中国作协的工作人员一直和我们保持着非常密切且细致的联系。但是客观地讲，我是到了现场才知道这个计划原来这么隆重，顶层设计如此完整。并且从实际的角度来讲，这个计划非常有用，操作性强。

这个计划最打动我的地方有两点，一个是它的“系统性”。这个计划着眼整个文学生态、出版生态，这个生态包含很多环节，比如创作、出版、营销、发行、版贸等等，各个环节相对分散，通过中国作协这样一个能够盘活所有文学环节的机构，把各个分散的环节连接成了一个具有系统性的大工程。

第二个是对于出版人来讲，有了更强有力的“抓手”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们做的很多出版选题，和这种更大视野的文学行动是紧密相关的，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，不再是孤勇者。这个计划团结了在文学出版一线的战友们，让我们能够在同一个战壕里浴血奋战，同时，我们有了一个很强大的中枢神经系统，有了更优质的文学资源，这是只有中国作协能做到的。这个计划号召的是真正有号召力的人，是需要各方共同来成就的一个文学伟业。

《出版人》：在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第一批入选作品中，上海文艺出版社有两个作品入选，分别是马伯庸的《大医》和田耳的《纵浪》，目前这两部作品的出版进度如何？

李伟长：马伯庸这部作品的进展非常顺利，目前已经上市，田耳的《纵浪》目前还在创作过程中。实际上，田耳还有一部作品已经交稿了，也是一部长篇小说，叫《秘要》，在《收获》杂志上发表过，书写的是网络拍卖行业以及“黑书”界的故事，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品。但是因为数量限制，这部作品很遗憾没有上报至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中。

马伯庸新作《大医》现已出版

“新人作家需要被更大的系统看到”

《出版人》：上海文艺出版社一直都十分重视文学新人的培养，近几年更是培养了一批80后、90后作家，如林棹、王占黑、周于旸等。但是，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，培养文学新人是一件有风险的事，您怎么看待这个现实问题？

李伟长：上海文艺出版社是一家有着70年历史的出版社，可以说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完整的历史。莫言、余华、格非等一系列名作家的早期作品，都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。因此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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